前不久去黄山，站在光明顶上俯瞰云遮雾罩的古徽州大地，不由想到了宋代的程颐、程颢和朱熹，想到近现代的汪士慎、陶行知、胡适等诞生于当地的国学大师，很自然就与脚下的那方水土和文化联系起来。这也像时下人们在追求“经济馅饼”时，放逐崇高，扬弃信仰，选择无所归依的精神流浪一样。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出什么样的产品。历史的徽州，产生了新安理学、新安医学、徽派建筑、徽州教育、徽墨歙砚、徽班徽商等等。据说徽商“以诚待人，以信接物，以义取利，贾而好儒”的经营之道，也与这方文化生态有很大的关系。当年徽商们发了，不忘国家，不忘泽被天下，就更是文化生态使然。据记载，清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的130年间，徽商捐赠的救灾扶贫银子就达3900万两，粮食35万余石。比起时下一些腰包塞得鼓胀胀的民营企业主偷税逃税，进步得多，革命得多。所以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研究专家瑟夫"麦克德谟特才认为，研究徽州原始文化资料是“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”。

　　文化生态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因为历史陶冶规则与传统是缓慢的，而规则与传统形成区域性或民族性文化形态就更加漫长。工业革命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起，发展到工业文明走过了400年的历史，最终因环境的高污染导致生态的高破坏而引起人类潜意识的叛逆。徽州文化生态的形成，至少也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。公元464年，古徽州人口不足4万；唐宋后期，因中原动乱，士民被迫南迁，人口也不过50余万；至明朝万历年间，人口发展接近于现在的黄山市人口，达145万。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加田园”的徽州，怎么承载这么多要吃要喝的人口？所以当时的徽州有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”的说法。幸运的是徽州人对生态资源没有“涸泽而鱼”，而是利用新安江水系选择了走出去。经商挣了钱干什么？徽州宋朝末年的书院有12所，康熙年间书院发展到54所，宋至清末，徽州考取进士举人的达2018人。“连科三殿撰，十里四翰林”、“父子尚书”、“同胞翰林”等出在徽州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。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，《中国名人大词典》怎么可能不收录700余名徽州人呢？这也如同当今的哈佛大学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追求自己培养了多少世界级大师与名流一样，她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生态的天地。

　　在“地球村”面前，我们的文化生态如何保护，如何建设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自然空间里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人文社会的空间里。开放性的中国不能不面对由价值观念不同所产生的生活方式、历史传统、文学艺术、风俗习惯等等为表征的各种文化生态的冲击，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失去对各种文化生态的主观参照。就如同现在的法国在研究韩非子，美国的西典军校在学雷锋，日本在研究我国的历代名臣一样，人类文明成果是不会只“花落一家果成一处”的。大英帝国到现在没有一部宪法，靠的是判例，但行政很少有腐败，是世界的五强之一。但他对我国从大唐到大清的律令研究得很透，英属殖民地法律对官员不报告收受礼品礼金，也如同我国唐代和隋代官员收受一尺绢或一个瓜果的惩处，没有谋利与不谋利的区分。新加坡现在仍执行我国最古老的鞭刑。历史千年，我们的东西被人家拿去了，吸收了，可自己却茫然了。黄山的一个朋友跟我说，黄山现在的经济发展缓慢，主要是文化观念陈旧的关系。我听后很震惊，当人们在反思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时，他却抱怨起那方水土的文化生态。这也提出了一个文化生态整合的思路问题，即保护和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生态。黄山脚下的西递村，江苏的周庄，上海的朱家角……那么多西方政要和学者看后赞叹不已，还有我们的儒教文化，东亚和东南亚诸国不都在作为治国安邦的思想和方略吗？人家的经济发展很快，人均GDP比我们高多啦。由此看来，坚守母体文化之本，兼收百家之长，也许是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必由之道。不过，只要我们记住建设是永恒的主题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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